近些年，与征收拆迁有关的新闻和事件不断曝光，并在全社会引发大量关注。以往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如果不“摊上”征收拆迁这些事儿，恐怕不会对与此有关的问题过多关注。但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，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征收拆迁政策的制定和落实，更多的，是在关注着“我家这片地会不会拆、什么时候拆”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今天，新邦律师就给大家讲讲征收拆迁中最重要的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简称《征收条例》）的前世今生，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大家对征收拆迁的那些事儿有更多的了解。

一、《征收条例》的前世：《拆迁条例》的“生”与“死”

提起《征收条例》，就不能不说说它的“前辈”——《拆迁条例》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扩展到房地产领域，1994年国务院下发的《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，拉开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化的序幕，利益主体也由单纯的国家公有开始多元化，政策性和商业性并存的住房体系开始慢慢形成。四年后的1998年，我国福利分房制度告终，一个由政府、开发商、个人所组成的利益格局开始形成。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拆迁条例》）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施行、适用的。起初，《拆迁条例》是为了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，将房屋拆迁、旧城改造等作为加快住房建设、改善居住条件的手段。但当拆迁改造这块“利益蛋糕”越做越大时，政府、开发商、被拆迁人都想分得“更大的”一块儿，此时，三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变得越来越尖锐。《拆迁条例》被人广为诟病的问题也体现在这里：作为弱势一方的被拆迁人采取的手段毕竟有限，而政府与开发商结成的利益体却庞大如巨兽，以“公益拆迁”为名，行“商业拆迁”之实的例子就越来越多。公民权利保障的缺失，公权力的膨胀、公权力与资本勾结的问题逐渐被提及。2009年12月，北京大学法学院五位教授以该条例“没有认真对待公民的权利，轻忽、轻视、轻慢作为被拆迁人的公民的权利，违反宪法和法律，导致政府行为严重偏离了法治政府的轨道”为由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对《拆迁条例》进行审查的建议。2011年，《拆迁条例》被废止，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作为“接班人”，走上了房屋征收拆迁领域的历史舞台。

二、《征收条例》的今生：被征收人合法权利的“保护盾”

2011年，房屋征收领域的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征收条例》）出台。相比此前的《拆迁条例》，它的诞生可以用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形容。虽然都是“条例大家族”的一员，但《征收条例》比起《拆迁条例》进步了不止一点点。有人曾总结，前者相比后者，有五大突出进步：第一，确立了征收、拆迁必须以“公共利益”为前提条件的基本原则；第二，确立了“先补偿后搬迁”的房屋征收原则；第三，确立了征收的公众参与和公开透明的正当法律程序；第四，对“五断”（断水、断热、断气、断电、断路）等野蛮拆迁、暴力拆迁行为的禁令和法律责任；第五，确立了被征收人可对征收决定、征收补偿决定和数额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两种救济途径，打破了原来被拆迁人只能对拆迁补偿数额表示异议和申请救济，但无法对征收决定和强拆行为表示异议和进行救济的困境。综合来看，《征收条例》就像《拆迁条例》的“错题本”，前者将后者错误的内容一一记录并订正。《征收条例》不仅在保障被征收人的实体权利层面较《拆迁条例》有所进步，在保障其程序权利层面所做的改变也值得肯定。

三、《征收条例》的不足与完善

诚然，相比《拆迁条例》来说，《征收条例》在许多层面都有所完善，但是后者依然存在进步空间，如没有规定比例原则、对强制搬迁没有规定裁决与执行分离制度、被征收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，没有规定期间停止执行强制搬迁决定等。虽然《征收条例》在征收、补偿等环节确实做到了一些有利于被征收人的规定，但当下经济政策复杂多样，房地产市场瞬息万变，如何真正有效做到保障被征收人的权利，不仅需要相关法律规定的不断完善，也需要法律行业的从业者在此领域的深耕细作。新邦律师愿意在此领域付出辛勤努力，为被征收人的利益做到真正的“保驾护航”。

参考文献：

茹毅、罗华：制度变迁视角下对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的法理思考，载《商品与质量》,2010年3月刊；

姜明安：法治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公民权利——评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，载《苏州大学学报：哲学社会科学版》，2011年第1期。